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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对满人的种族:「他们要幺被杀,要幺。」

辛亥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对满人的种族

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

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唐日新(满人)

有人说,作家老舍未完成的《正红旗下》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因为《正红旗下》是老舍为自己和满族同胞写的。

 

「反满」是现代叙事的开端

1950年后,老舍才开始公开承认自己是满人。多年来,老舍家中常常有一些一看就是「低端人口」的客人,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带着小孩。一见到老舍,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老舍说:「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巡警)的。他们就是我的小说《我这一辈子》、《断魂》、《方珍珠》中的模特儿啊!」

为什幺老舍内心有强烈的民族身分认同,却一直不说出来?因为辛亥时,西安出现了针对旗人的大。老舍有一门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遇难。老舍家人听说此事,心里非常恐惧和难受。此后,童年的影笼罩老舍的一生。

老舍充满希望的迈入新,却发现「新社会」对满人并不友好。在高压之下,老舍创作了宛如天鹅绝唱的《正红旗下》,却只能祕而不宣。其原稿「被藏在澡盆里、锅炉里、煤堆里,由这家转到那家、由城里转到郊区,彷彿被追捕的可怜的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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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辛亥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对满人的种族。

 

八面玲珑的老舍,在党统治下谨言慎行,一度表现积极,获得重用,在中仍然难逃被抄家拘押、拳打脚踢之厄运。老舍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像王国维那样投湖自尽。文学评论家傅光明在〈老舍之死〉一文中认为,老舍把死亡的归宿刻意选在太平湖,因为那里是正红旗的驻地,是其精神和心灵的故乡。

不是始于1949年,乃是始于1911年。既然辛亥是一场「」,就远非历史教科书描述那幺和平与欢乐,必定有某些人的「命」被不由分说的「革」掉。

「反满」是现代叙事的起点。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在《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係与权力》一书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开始从一种职业身分转化为一个族群」。越来越多文人和官员不再把「国」(country)只是作为文化概念,而开始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和地域的範围来考虑。

梁启超在此认知上起了重要作用,他把「」的概念从一种文明转化为一个地域性的国家。作为这个重新定义的一部分,满人成为一个「种族集团」(racialgroup)。

根据梁氏对满汉关係的阐述,正如黄种与白种间生死攸关的种族冲突一样,这种对立也存在于同属黄种的两个亚群(subgroups)之间。路氏认为,梁是以从日本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定义满和汉。

虽然「满族」这个词在晚清便存在,但很少被使用,这一时期用得最多的词是「满人」和「旗人」。在辛亥前,由于者认为是汉人之,按《同盟会章程》之宣告,满人应被「驱逐」,回到其老家满洲自生自灭。

清末,「排满」学说有两大目标: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社会。换言之,「排满」成为主义、学说,在晚清不只构成,而且是动员各阶层投入社会运动的有效手段。1907年,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将「排满」称为「操术」。

「排满」的理由各异其言,有讲「」的、有讲「争政权」的、有针对「满人不能立宪」的,也有以「立宪不利于汉」为由的。「排满」的口号,应用于社会,「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排满」,对于爆发及其迅速成功,促成现代由帝制到共和的转型,无疑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胡汉民曾在《自传》中承认,同盟会从来没有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

 

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

「排满主义」在晚清沸沸扬扬,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无理由」的、简单却绝决的态度,成为口号,席捲起风暴。「黄种国民应有恨」、「今之,复仇其首」、「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杀」、「念华夷界限,必代春秋,呼冤展腥膻历史,誓为种族流血」……诸如此类言辞,在辛亥期间的报章杂誌中俯拾皆是。

广东人谢公惠在《辛亥杂忆录》中感慨的说,士子们的演讲和文章例有驱逐鞑虏之类的词句,成了那个时候的「八股文章」。「排满」是「正确」,在充斥着「复仇」和「血」的义愤当中,没有理性的容身之地。冷眼旁观的严复感叹说:各人都在作「汹汹」之论,「当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

 

武汉:到处都是满人的尸体

为了捍卫辛亥的合法性、纯洁性,海峡两岸官方历史叙事都有意隐藏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党人满人的。历史从来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的历史在哪里?

那场杀戮首先是从武汉三镇开始。武汉三镇原本并不是八旗驻防地,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一些满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平三藩之乱后移居荆州之旗人)奉命驻守这个长江中游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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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满人的尸体也堆满邻近街道。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党人满人的。

 

从1904年起,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大概一百五十人)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大概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满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两百五十人)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儘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大多数人都被无差别的杀害了。

参与起事的士兵吕中秋回忆说,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满人者斩」两条。

据第三十标的士兵鲁祖轸回忆说,他们所在标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起义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将人)一名叫双璧的旗兵。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伺机动手时,「我棚的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托猛击双璧的头顶,原想结果其性命,不料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的旗兵营跑去」。之后,党人只要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军政府毙,很少有旗兵能倖存下来。

者曹亚伯声称,武昌有四百名旗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有一百名在次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获释,在回荆州途中被杀害。

杀完满人官兵,者又冲入城内的满人区,继续杀戮手无寸铁的满人平民。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不分男女老少,全部被杀害。八旗会馆在之间被摧毁。

第二天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满人的尸体也堆满邻近街道。路康乐指出,党进入武昌之后,当地旗兵虽没有抵抗,党仍然把他们全都抓去杀了。党人在街头随机把长得像满人的行人叫住,命令他们念数字「六六六」,若有满人口音,立刻抓去处决。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但越是不讲话反而越证明是旗兵,难逃杀身之祸。路康乐记载说:

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满人妇女可怜的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幺呢? 为什幺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 」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了。

许多满人家族,见到军杀来,知道对方一定不留活口,乾脆全家服毒。在这场风暴中,满人妇女的境遇十分悲惨,因为她们的头髮、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那就是满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自豪的天足,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她们的一双大脚马上会被认出,很快成为被、绑架与杀害的目标。有的满人家族赶快把幼小的女孩送去缠足,想要装成汉人女子的样子,结果痛得小女孩哇哇大叫。历史学家周锡瑞评论:「那差不多就是……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幺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10月14日,一名英国路透社记者来到武昌,「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代表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满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被迅速掩埋。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才下达命令,停止捕杀满人。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回忆说,10月12日,反满达到顶峰,那天的杀戮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绅商联合起来,要求军政府阻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军政府以军事需要为藉口加以拒绝。在,敌不过桿子,这些绅商自己很快成为军政府敲诈的对象。

极少数党人不赞同对满人的。共进会会员郭寄生回忆说:「我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宗旨主要在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此则暴徒行为,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那时,到处都是杀红眼的暴徒,像郭寄生这样保持理性思考的人寥寥无几。

若非汉口的十一名外国领事联袂出面干涉,军政府不会于13日下令停止杀戮。儘管军政府的掌权者心里并不愿意止杀,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不得不下达命令,以敷衍外国领事。西方列强在这场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西方列强出兵支持清政权,军政府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西方的使领馆和外交官成为野蛮帝国内的「文明飞地」,他们多次出手制止大──此前,左宗棠的在新疆大肆和维吾尔人,也是由使馆的官员出面制止。

这是加入条约体系的好处。儘管统治者因受条约之约束不能为所欲为,颇为不爽;但身为刀俎上的鱼肉的少数民族、弱势群体、低端人口,却从条约体系中分享到一定的保障。

 

西安:他们要幺被杀,要幺

最大规模的并不在武汉,而在西安。西安是八旗驻防重镇,有两万多满人,城墙很高,防御坚固。军攻打一天后,西安满城被攻破,士兵如潮水般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将城内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杀戮。当时的情形,加害者不会记述,倖存者则保持沉默,唯有西人的观察和记载比较可靠──他们并非满清朝廷的支持者,也不是激动的者,他们的超然地位和文化背景可以做到「实话实说」。英国传教士J.C.凯特描述道:

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暴露。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这幺多满人士兵及其家属。」

这场杀戮残酷且澈底。据凯特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请求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满人就这样被无情的了。」

三天后,军下令停止。据凯特估计,满人死亡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幺被,要幺」。至少有一半的满人被杀。整个满城被抢劫一空,存活下来的人中,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当婢女、年轻妇女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人被驱逐出西安。

另一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写道:「1911年10月22日,陜西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陜西党人事后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战斗队伍分成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进行搜索战,在此其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官了一些「不必要的旗兵和家属」。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儿子李约翰(John Lea)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档案指出,这不是战争,而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致外相格雷(Edward Grey)爵士函声称,「至于西安府的情况,曼勒斯先生证实了我们已经收到的关于在头两三天内满洲人的报导。他估计普通的满洲居民有两万人,并确证了肖乐克先生所说的大约一万人被杀一事」、「西安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有八名外国侨民在混乱中被杀。李约翰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的血腥杀戮想必让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未曾想到,十一年之后又发生了一场同样惨烈的杀戮。

西安的滥杀无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安者的主力为会党。据党人张奚若回忆,后的西安被哥老会控制,就算是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凤翙(按:音同惠),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在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会党是一群动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的必然会走向失控的杀戮。

西安的比其他城市複杂。满人的,除了汉人还有。同治回乱时,西安长时间被围困,双方死伤惨重。旗人将领多隆阿带兵平叛,解了西安之围,西安的汉人、满人才免于受回族。多隆阿带兵平叛毫不手软,杀戮回军无数,但他对西安城内五万名未曾的网开一面。然而,到了辛亥时,带头满人的恰恰是多隆阿饶过不杀的西安。

西安屠满是辛亥中最血腥、最惨烈的一幕。此后多年,满城故地一片荒芜,无有人迹。直到1942年,河南饥民逃难西安,在昔日满城的废墟上,搭建简易居所,就此定居。满城重新聚起人气,有了人烟。今天的西安东北城,仍然有很多说河南话的居民。

儘管如此,据西安满人倖存者回忆,有一些汉人百姓冒险救助满人。在暴徒凶残的中,正是有此等良心尚存的人存在,才不至于让人对人类自身失去希望。

 

其他地方的大:「谁敢自言满族人」

辛亥期间,党人以及混水捞鱼的黑帮对满人的是全国性事件。各大城市,包括西安、荆州、杭州、广州、南京等地的满人居住区都遭到种族。杭州与河南等地的军民杀满人,把砍下的人头扔进井筒子里,一个个井筒子,填得满满的。江宁和荆州等地,「城内旗营多有以火焚其室,举家而殉者」。

驻防广州的旗人官兵宣布和清廷脱离关係,这些旗人官兵放下、脱掉军装、走出军营。但是,激进的党徒瞬间撕毁双方签订的协议,疯狂杀害解除武装的满人。倖存的满人纷纷逃离居住两百多年的家园,到广东乡下隐名埋姓、改称汉族。比如,一些满人逃亡到顺德,自称关姓汉族,直到1980年代才恢复满族族籍。光绪年间,广州八旗军民共有三万人,到辛亥事变之后,户籍统计只剩下一千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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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光绪年间,广州八旗军民共有三万人,到辛亥事变之后,户籍统计只剩下一千五百人。

 

即便是促成和平移交权力的满族,也屡屡遭到。贵林,姓毕噜氏,满洲正红旗人,辛亥时任杭州驻防旗营协领。杭州城起义之后,贵林代表署理杭州将军德济赴军政府谈判议降,却在数日之后因「私藏,谋反叛」之名被拘拿决。

贵林一向被誉为满人中的开明派,孙宝瑄称贵林:「磊落有高志,识超绝,持躬严正,旗营中推称清朝孔夫子。」马叙伦也说,贵林喜欢结交知名之士,与立宪派关係友好。但贵林是旗营协领,手握重兵,不免成为牺牲品。

1912年成立后任浙江都督府参议的张云雷认为,因为「实权都操在他手里,党人都知道有个贵翰香(贵林),对他很注意,处处提防他,浙江起义的声一响,首先把贵翰香逮住杀了」。

历史学者沈洁在〈从贵林之死看辛壬之际的种族与〉一文中指出,时任浙江都督的立宪派领袖汤寿潜,一向主张不当囿于种族之成见,不应当以杀人立威。党答应了和平解决旗城问题,汤寿潜才允诺出任浙江都督。赵尊岳在《惜堂记》中记载,汤寿潜上任前警告党,「若轻杀满人,即日引去」。

贵林之死对汤寿潜产生了莫大激刺,一是让他觉得失信于人,是为不齿;更重要的,是表明他与派之间不可合作。如迎升记述的那样:「军人又以浙江未杀一人,无赫赫之名,不足以邀大功,忌贵林者而利用之,竟伪託汤名,请贵林、哈楚显、存炳赴民政司署,商议八旗生计,至则并毙之。」贵林死后,汤非常愤怒,「果即卸篆,返告曰:『吾守誓言,慎勿轻责矣。』」

4年5月,北洋政府内务部据大总统策令,谓查明浙江已故协领贵林等死事情形并为之平反,但杀人凶手却未被追究。该文告澄清了事实:「辛亥杭州时,新军缺乏,贵林拥有旗营兵械,竟能申明约束,与前浙江都督汤寿潜议立条件,缴械输诚,全城以定。嗣因人言庞杂,由谘议局邀其会议,该员并其子量海及协领哈楚显、存炳等同被残害。」接着褒扬说:

前清浙江驻防正红旗协领贵林于缔造之初,赞助共和,保全杭城生命财产,其功实不可没,策动未及,遽罹惨祸,深堪悼惜。伊子量海与协领哈楚显、存炳等亦能深明大义,死难甚烈,应均由内务部查照条例酌予褒扬,用阐幽光而彰公道。

党违背协议,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贵林等满人,再次证明人缺乏契约精神。

辛亥期间,满人殉难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单就驻防兵丁而言,《辛亥殉难录》根据姓名可考者作了粗略估计:西安驻防官兵死难两千两百四十八人、江宁驻防官兵死难七百零六人、福州驻防官兵死难九十八人、荆州驻防官兵死难四百零三人、京口驻防官兵死难三百二十二人。

全国登记的满族人口,由清末的五百万人减少到建政前的一百五十万人左右。

多年后,很多满人才断断续续的透露其经历。油画大师常书鸿,为杭州驻防旗人之后,辛亥年间尚年幼,对军攻打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在的末代皇孙、小恭王溥伟的弟弟书画大师溥心畲,别人讽刺他写些「假唐诗」,他沉痛的对知友说,「百死犹有忠孝在,夜半说与鬼神听!」家国之痛,从未去心。

毫无疑问,为了某种目的或仅出于狭隘的种族仇恨,而发动一族人对另一族人的和,不只属于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愚蠢,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的耻辱。

 

1911始于,1949终于

光复前后报章和街巷中弥散的关于满人在河井、糕饼菜蔬中投毒的恐怖消息,无论是出自军政府,还是巡警密探,都只是「据说」、「据传」之类的传闻,并没有见过投毒「满」被抓获的实证。

倒是鲁迅在《谣言世家》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房屋充公、口粮取消,旗人只好自寻生计,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旗人的糕饼小菜自然也就没了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谣言是鲁迅笔下「酷爱和平的人民」其「杀人不见血的」,尤其是在的语境中,它的威力更无往而不胜,足以使已缴械的旗人「途穷路绝」。

在杭州,针对满人的抢掠、勒索、流血与兵乱时有发生。仅《申报》刊载的「杭垣记事」就有多则关于民军抢掠旗营的报导:有「三五成群」,「妄称搜查军械,擅入旗兵家滋扰,衣饰银钱任情掳抢,并有波及近营汉民者」。有勒索旗营兵将的事情,「逃居营外之旗眷半多殷富,近被此辈侦悉,指名往探,扬言奉军政府命令拿封,贿以数十元或数百元不等,甚至奉差调查官署局卡(按:管商税的机构),亦有将箱笼杂物搬回私宅者」;还有人手持军政府封条赴旗营某佐领署,敲诈四百元而去。报载,浙江巡抚增韫被拘后,军政府曾勒令其缴款六十万自赎,「增仅允三十万,故未开释」。

以民族为名趁火打劫者更是比比皆是。战事发生后,蒙古族旗人崇朴欲乘船逃往上海。他的一个陈姓汉族同乡追至船上,要捕杀他。崇朴幸被同船的外国人所救,陈悻悻而去。后来有人向陈问起此事,崇朴在江宁职上,曾营救过许多志士,和你又有世谊,何以相逼如此?陈回答,「我要杀一旗人立功!」

党人鼓吹杀满人不遗余力。当武昌、荆州和西安都发生大规模满人事件,上海各大报纸却在传荆州、镇江驻防旗军仇杀汉族人民的消息,就连党中的温和派宋教仁也专门在《民立报》上发表一篇名为〈荆州满人惨杀汉人感言〉的文章,以「吾同族即不得不杀异族以慰同胞,有仇必报,天演之理如是」的道理自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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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当共和以「排满」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满人的身分变成了一种原罪,一切针对满人的谣言、抢掠、勒索,甚至杀戮,都获得一种正义的外观。

 

当共和以「排满」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满人的身分变成了一种原罪,一切针对满人的谣言、抢掠、勒索,甚至杀戮,都获得一种正义的外观。宋教仁以杀人为「天演之理」,但「天演论」的首倡者严复却劝诫说「不可杀人」。前者应者云集,后者无人倾听。

由种族推衍,双手沾满鲜血的胜利者怎幺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转而成为「共和」、「」的信奉者?当者成为掌权者,在叙事上可迅速完成由「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转变,但肇始于,也就必然出现如法国大那样「比赛杀人」的恶性循环,1927年和1949年的两次「之殇」,都基于同样的逻辑。

辛亥对作为族群的满人造成的长期心理震慑与恐怖,比直接的深重得多。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983年,学者关纪新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圭璋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待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倖存,后被一汉族人家收养。

此后,关纪新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致函唐圭璋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随即收到唐圭璋覆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可见,所造成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更是延续在历史中,一个族群卑微的隐没和灵魂的扭曲。

在谎言和为王的20世纪,反和反杀戮是被嘲笑的「不正确」。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江亢虎后来参与汪精卫政权,以「汉」罪受审。「汉」的观点和文字,不会被人关注和引用。然而,正是江亢虎其人,在辛亥年间发出警世恆言。

当时,避居上海的江亢虎,写了一封给武昌军的,信中就「疮痍满目,不忍见闻」的「兴汉灭满」种族,提出十二点「大不可」的异议,主要意思是:种族,有悖于人道,易失民心,与平等博爱的共和精髓相牴牾;以复仇为义,冤冤相报,本为大谬,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导致瓜分惨祸。

1913年,此信收入江亢虎的《洪水集》。特别附记:当时人心狂热,沸扬,大有暴民之势。上海各报纸,无敢稍持异议。除了《天铎报》匿其姓氏刊录,没有报馆敢登出此函。信件发表后,立即收到军驻沪事务所来函痛斥,还有多封匿名警告信,谓其「倡邪说以媚满奴,疑乱军心,当膺显戮」,「汉」、「满奴」称号一齐掷来,还有人宣称要用对付他。

这又是一则颇有余味的「」与「非」对峙的故事。多年以后,美国杜克大学的女留学生王,试图劝说一群气势汹汹「讨伐」藏人群体的留学生,建议双方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对话,却被辱骂为「汉」和「卖」。她在国内家人的资讯被人在网上曝光,甚至有人跑到她青岛的父母家门口泼粪。酱缸之国,往往是蛆虫最爱国,百年乃至千年皆不变。

有人说,既然清帝国建立时曾对汉人有过「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屠」,那幺用屠满来灭亡清帝国乃是理所当然。然而,二百六十年前祖先发起的罪恶,难道应当由两百六十年后无辜的后代承担?如果用同样的逻辑,因为日本军人在南京过军民,人就可以今天在和平年代长大的日本人吗?正如蔡元培所说,如果实践与主义脱节,就会成为「政略上之助力」;又如《圣经》说言,流人血者,自己也会流血。中华,始于,必然终于;始于不义,也必然终于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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