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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永恆过客的错位人生:畅销作家褚威格最后的放逐....

喧嚣年代里,褚威格的静默人生

马克思说历史会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而褚威格的人生则一再逆转了这句名言里的历史重演顺序,总是先闹剧,然后悲剧。

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富有的奥地利公民,到处为家、居无定所的犹太人,着作等身的作家,泛欧人道主义不倦的提倡者,爱结交朋友者,崇高的反战主义者,爱狗者,厌猫者,爱拈花惹草者,向男人抛媚眼者,面对年老的摧残而变得卑怯者,面对神祕的死亡而镇定自若者——褚威格属于体现所在环境之魅力与腐化的那类人。

一九三○年代,斯特凡.褚威格已是世界上作品被译成最多国语言的在世作家。他的长短篇小说和传记引人入胜,一推出即畅销。褚威格也是个知识分子,各种雅俗艺术的爱好者。但希特勒掌权后,这位大力提倡国际人道主义的名作家,才几年光景就落入日益孤立的生活。从伦敦到巴思到纽约市,再到奥辛宁、里约,最后落脚巴西贝德罗保利斯,然后于一九四二年,在该地一狭仄的平房里,与妻子了结一生。

褚威格曾被形容为「人类灵魂里永远的旅人」,不只是、地理上,也是自我存在上、心理上的放逐,可能早在故乡时他的自我放逐已然开始。褚威格认为他们那一代会像以色列的孩子那样消逝,在沙漠里漫无目的地徘徊,始终看不到应许之地。他叹道:「怎幺看我们都是被摆错地方。」

作者透过禇威格的事蹟,探讨上世纪三、四○年代欧美两地于人文上的鸿沟,者的乡愁以及对新世界的允诺与失落,探究「」状态对于一个人的精神上的深度影响。此书也揭露褚威格如何透过他的作品、思想、行为,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欧洲这个西方文明典範的骤然崩解。


 

导论(节录)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某日快中午时,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在窄小的黑色铁上醒来,旁边摆着他妻子萝特(Lotte)睡的铁。他从玻璃杯里拿起假牙,穿上皱巴巴的宽鬆长裤和衬衫。驮畜橐橐走过房子下面的石板路。鸟儿在树冠发出刺耳叫声,昆虫爬过他的皮肤。

褚威格是世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有钱的人道主义者,维也纳的世界主义者,自认与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亚伯特.爱因斯坦、托玛斯.曼、赫曼.赫塞、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之流的人物为友;人生就快满六十,爱用紫墨水书写,只要出门几乎都是一身燕尾服。

他住的是一间老旧的小平房,点燃一天的第一根雪茄后,他步出屋门,走下长满洋绣球的陡阶梯,来到马路对面的「优雅咖啡馆」(Café Elegante),花半分钱享用一杯美味的咖啡,与谈得来的店老闆练习他的葡萄牙语,周遭是一些深肤色的赶骡人。他的葡语并不流利,谈话时一再脱口西班牙语。然后他走回陡梯,在充当他起居室的覆顶游廊上坐下,工作了几小时,偶尔抬起头,从绿色棕榈树叶上方,望向壮丽的马尔山脉(Serro do Mar)。小他二十七岁、原是他祕书的萝特,在附近工作,替他校正他正在写的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Royal Game)草稿。屋里,女僕正为搞定冒烟的烧柴炉子辛苦忙着。

吃过相当简单的午餐(主要是鸡肉、米饭、豆子)后,斯特凡和萝特就着一本收录历来精彩棋谱的书下了一盘棋。此时他们住在贝德罗保利斯(Petrópolis)镇,该镇位于山丘上,山下就是里约热内卢。下完棋,两人从贝德罗保利斯镇的主街往外走了长长的路,步上一条通往美丽丛林的古道,丛林里到处是野花和小溪。然后两人回家,继续工作。写信。读他在地窖里发现的一本蒙尘的蒙田着作,写下读后感(他写道,「那时一如现在,世事纷乱,到处烽火,战争升高到兽性的极致。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生的诸多难题合而为一:我如何才能保住之身?」),然后上睡觉。如此日复一日、週复一週。

但这天,他满脑子难以置信地想着,自己怎会落得这样的处境。在写给老婆娘家的信中,他以惊愕口吻激动说道:「我无法相信六十岁时我会坐在巴西的一个小村落里,让光脚丫的黑人女孩侍候;离我生活中原有的一切,书、音乐会、朋友、交谈,千远。」他留在奥地利的所有资产,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家族纺织业里的股份,他辛苦带到英格兰的所剩家当(一九三四年第一次后他落脚于英格兰),在他眼里都已不属于他。他一辈子拚命收集的众多手稿和乐谱,散落世界各地。他一再向人在伦敦的内弟媳表达「我急切的希望,希望你把所有衣物、、亚麻织物、大衣和我们留在那里的东西都拿去用⋯⋯算是帮我一个小忙,而日后你会知道,这让我心情舒服许多。对于永远无缘再见的东西,我的遗憾就少了一些」。
但特别之处在这里:虽然离开了人生中原本拥有的一切,斯特凡.褚威格斩钉截铁表示,「我们在这里极快乐。」风景美,人心好,物价便宜,生活有趣。他和萝特愈来愈有力量面对这黑暗时期——「唉,我们还想有更多力气,」他写道。只有想到吞噬他们旧家园的那种无法言喻的苦难,快乐才蒙上影。纳粹占领区日常生活的消息,比战场动态报导更让他们心情低落。在巴西一派和平繁荣之际,斯特凡担心世上仍会有数百万人饿死。欧洲在自取灭亡,巴西安然置身事外,使巴西有权有势者生起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憧憬着自己将成为左右战局的重要力量。但巴西人的和善不变。他写道,「真希望能寄给你巧克力或咖啡与糖,在这里这些东西便宜得离谱,但目前看来那还是奢望。」

在贝德罗保利斯镇,动荡不安的欧洲不在当地人的关心之列,一如过去的挣扎求生不在他之类的欧洲人关心之列,而斯特凡.褚威格就困居在该镇满眼青葱的山上。这样的一种褚威格形象,对今人来说,既让人难以忘怀,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位世上最受吹捧的作家之一,自豪于身为欧洲知识界名人和艺术圈名人的桥梁,更甚于自豪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成就,最终竟落得在龚萨尔维斯迪亚斯路(Rua Gonçalves Dias)三十四号,过着他所谓僧侣般的生活。但他写道,这空间上的距离(他向其出版人所说的,他避难巴西的「彻底幽居」),也使他得以心无旁骛地完成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以及「修订完」他先前写的所有东西。他曾告诉某位同样的异乡者,在贝德罗保利斯,他周遭的乡间「似乎被人从奥地利语译成热带语」。随着维也纳的前景更为黯淡,这个城市作为艺术乌托邦的虚构角色,在褚威格眼中反倒更为鲜亮。在这点上,他类似他的老友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曾有人说罗特「爱奥地利之心随着奥地利的日益萎缩而大幅膨胀,在他的故国消失于世时达到最高点」。

当驮着香蕉的驴子从他屋下经过,他的女僕在隔壁厨房轻柔唱歌,褚威格想起自己人生最鲜活的记忆。一八八八年维也纳上流人士最后一次于旧城堡剧院(Burgtheater)那一幕,最令他难忘,因为那为他热中于美感的成长环境留下了见证(这次聚会后,这座堂皇的建筑便遭拆除)。褚威格写道,最后一次演出一落幕,全场悲伤难抑的观众全跳上戏台,「从他们所挚爱之艺术家所踏过的木板」撬下一小块做纪念。那之后几十年里,在维也纳整条环城大道(Ringstrasse)沿线,装饰繁複的资产阶级家里,都可看到这些来自城堡剧院的残片「保存在昂贵的匣子里,就像圣十字架的残片保存在教堂里那般」。褚威格推断,那简直是「对艺术的狂热追求」,并且维也纳各阶层的人都热中此道。此外,这一狂热的执迷使艺术家得以在创作上更上层楼,因为不只赏识,还有吹捧,都能促进创作。他严正表示,「艺术一向是在其成为一民族日常关注的对象时达到巅峰。」而当他从书稿上抬起头时,怵目皆是深绿和金黄的棕榈树,草木青葱的陡丘,空旷辽阔的天空,他惊讶他生命中那些人都到哪儿去了?没人比褚威格更老于世故。他以为自己已听遍世间所有声音,但新居的宁静,却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听闻。

有些人的一生令我们侧目,因为他们的过人天赋——创作或为恶的天赋——令人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然而也有另一些人引起我们兴趣,因为他们如同强效的透镜,折射出重大时期。

斯特凡.褚威格——富有的奥地利公民,到处为家、居无定所的犹太人,着作等身的作家,泛欧人道主义不倦的提倡者,爱结交朋友者,无可挑剔的东道主,家中歇斯底里者,崇高的反战主义者,虚伪的民粹主义者,神经质的感觉论者,爱狗者,厌猫者,藏书者,穿鳄鱼皮鞋者,,忧郁症患者,爱泡咖啡馆者,与寂寞之人心灵相契者,爱拈花惹草者,向男人抛媚眼者,暴露狂嫌疑者,被定罪的骗子,巴结权贵者,捍卫弱势者,面对年老的摧残而变得卑怯者,面对神祕的死亡而镇定自若者——斯特凡.褚威格属于体现所在环境之魅力与腐化的那一类人。

如今,在欧洲许多地方,可买到许多新版的褚威格着作。在法国,他的中篇小说定期重新发行,而且几乎每次都冲上畅销书排行榜。褚威格的着作塞满商店橱窗和机场的行李传送带。他在义大利和西班牙很有人气,在德国和奥地利有他的书迷。但在英语系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直到数年前,斯特凡.褚威格还几乎是无人闻问。我成长和研究文学的那些年,从未见过褚威格的作品。我向朋友问起他,结果几乎个个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我渐渐地清楚,直至一九四○年代初期为止,他的着作,即使在北美,读者都还很广;因此,他后来消失得如此彻底,令我困惑,想弄个明白——是什幺因素把斯特凡.褚威格打入冷宫?

他的生平事蹟揭露了战前欧洲的文化生活,但他的则披露那一文化被转化为美洲风格时该文化的遭遇,且这一披露发人深省的程度不逊于前一披露。褚威格的一生,说明了艺术家身处乱世所应负的责任方面几个永远存在的问题:相对于对自身艺术创作所应负的责任,个人对蒙受同样苦难者所应负的责任;在人文艺术领域里的角色;艺术在教育里的位置。他的事蹟也让人不禁要问我们如何归属于某地,相对于世界主义的理想,个人对家庭与族群之根应负什幺样的责任。褚威格作品触动了无数人的生命,还有他在萨尔斯堡的山上,自宅的露台打造的避难所——有欧洲数十位人道主义者和艺术家前来此地,在树荫下坐着聊天——使褚威格既是他那时代之重要的催化剂,也是那些的交会中心。他以「该来的躲不了」,作为回忆录的卷首语。这句引自莎士比亚剧作的台词,随着褚威格与现下的步伐一致与否,让他的事蹟受到不同的解读。

褚威格本人甚至把他从光彩堕入黑暗一事,视为一更大现象的表徵。他在《昨日的世界》开头斩钉截铁表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从如此的精神高度,如此严重的道德,那是过去任何⋯⋯一代人都未曾遇过的。」事实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有如此遭遇,但堕入黑暗所带来的冲击并未因此稍减。短短几年间,他就被赶出欧洲艺术名人圈,流离四方,这样的悲惨遭遇始终让他觉得惊愕,无法释怀。「我被拔离所有根基,拔离滋养它们的大地,那是过去罕有人遭遇过的事」,他在一篇有时似乎过于妄自菲薄的自白中如此宣告。

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快离开美国前往巴西时写下这则自序。当时他住在纽约州的奥辛宁(Ossining),他自传的初稿就在那里写成。如果说他在贝德罗保利斯的家充满自然野趣且偏僻,他位于辛辛监狱上游一.六公里处,哈德逊河畔小镇的住所,则显得寒碜、荒凉。萝特在写给英格兰娘家的信中说,「在奥辛宁,没有值得一做或一看的东西。」辛辛监狱是唯一让奥辛宁出名的地方,而她指出,「这事能忘掉最好。」斯特凡的友人、欧洲笔会(European PEN)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曾问褚威格为何挑这个「荒凉的郊区」住,担心那地方会使他情绪更为低落。

七月某日下午,褚威格第一任老婆与前夫所生的女儿苏瑟.温特尼兹(Suse Winternitz),替斯特凡在拉玛波路(Ramapo Road)七号这栋房子的草坪上,拍了数张他坐在藤椅上的照片。他一如往常地用心打扮,穿上又轻又软的长裤、白衬衫、带小圆点花纹的蝴蝶结。他已五十九岁,但修剪得非常整齐的鬍子,还有从高额头往后梳、同样修剪整齐的头髮仍然乌黑,与他让人看不透的黑色眼睛相一致。只有眼角鱼尾纹和下方曲褶里挤在一块的皱纹,洩漏出他的年纪。他身子往前倾,翘着右腿,或许是向与他交谈者倾身。在那天所拍的某张照片中,有股紧绷劲使这姿势显得很有精神,表示他刚听到令他关注的事。在另一张照片中,那股劲卸掉了,他看起来就像世上最悲伤的人。在这两张照片中,他的眼神都带有吃惊的意味。世人常论及褚威格如鸟般的处世作风。在这些照片中,这只鸟或许砰一声,重重撞上误认为是天空的玻璃。

他曾在自传中论道,「我的一个个今日和每个昨日,我的起起落落,分殊多样,致使我有时觉得自己这辈子不是只有一种存在,而是有数种存在。」他已「像个罪犯」般,偷偷摸摸地离开那个让他有幸在其中长大、吸取维也纳丰富的文化资源、被欣然纳入咖啡馆交谈圈的「超国家大都会」。褚威格强烈觉得他美国时的人生犹如一场戏,而且他所遇到的人,个个都察觉到他这一心境。一九四一年六月某个晴日,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第五大道巧遇褚威格时,曼所长久景仰,视之为「不倦的奋斗精神提倡者」的褚威格,显得很怪——不修边幅、神志恍惚。褚威格想着不为人知的事想出了神,浑然不觉曼已走近。直到曼对他说话,褚威格才「如听到自己名字的梦游者」,身子突然一震,猛然变回过去那个优雅的世界主义者。但先前那个失魂落魄的神情,曼永生难忘。几个星期后,逃难的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与褚威格共进晚餐。褚威格向他问起一直像个影子在过活的人生有何意义,那时,他也见到同样的眼神。当时褚威格说道,「我们只是鬼魂,或者说回忆。」

最重要的,褚威格了解到不是静态,而是个过程。「你才刚开始,」一九四○年他向安德烈.莫鲁瓦(André Maurois)说道,「你会了解世界如何把者渐渐拒于门外。」这时,褚威格在欧洲各地行走已有颇长时间,因而得以向另一位友人如此简述他的身分:「以前身分是作家,现在上是专家。」从一九四○年三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底他结束旅居奥辛宁为止,加在褚威格英国上的诸多领事馆盖章,还有它们的日期、印记、签名和草草写下的数字、以符号标记的入境情况和效期,把十九页的内页盖上密密麻麻、艰深难懂的刻印文字,使他的类似《天方夜谭》里,裹着咒文的护身符。

什幺因素造就出顺遂的?从内在的坚毅、心胸的开通、外在的支持网络三者的关係,是否可计算出难民存活的机率?为何托玛斯.曼(Thomas Mann)、卡尔.楚克迈尔、褚威格友人乐队指挥家布鲁诺.华特(Bruno Walter)在美国如鱼得水;而褚威格、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剧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却几乎完全无法接受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验?戈培尔嘲笑这一整批作家,称他们是「休假中的尸体」。这一嘲弄当然说中了者心中的主要恐惧,也是褚威格挥之不去的霾:逼人离开家园,使人与过去断了联繫,从而使人走上死亡之路。当时美洲大地正在改组的欧洲侨社规模甚大,但此事并未减轻者这方面的忧心。

战时外移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极多,因而有史学家拿此事与拜占庭失陷后希腊学者的外逃相比。褚威格在美洲的生活,为一九四○年代欧洲的破碎心灵漂泊美洲各地时所栖身的那些饭店,套上了一面透镜——一连串房间,从一不知名之地不可思议地逃到另一不知名之地途中的数百个小站。那些一身宽鬆长裤和臃肿外套的者,在饭店大厅和咖啡馆,用他们原来所习用的语言彼此低声说话——他们逃到稍稍离开市中心的居住区里,坐在长椅上;在那些居住区里,更早来的难民所留下的东西、店铺、名字、建筑残块,都让他们想起老家——然后回到他们所无力摆脱的过客状态,想办法弄到和工作,以及打工证明。

布鲁诺.华特认为要有惬意的生活,祕诀在于记住「这里」和「那里」的区别。褚威格受害于迁徙生活的荼毒,成为失败者的典範——或许可称作罗得之妻症候群——他极了解旧家与当下环境之间的差别,因而忍不住回头望。在拉玛波路七号撰写自传时,褚威格写道,他一再从他所谓的「绝望深渊」中仰望他已失去的那块的「那些旧星形」;而在那深渊中「如今,半盲的我们,用遭扭曲、破碎的灵魂到处摸索」。

今日是个不断在脱节、文化价值观颠倒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里,褚威格那段看着世界渐渐将他拒于门外的经验——他的失去家园、语言、文化参照点、朋友、书籍、使命感、希望——似乎不只令人感伤,还令人费解。那让人想起托玛斯.曼的哥哥海因利希(Heinrich)的一句话:「被就是最早看出历史将如何发展的人。」

六月某日,我去哈德逊河更上游处,看了褚威格美国时最重要的那段期间所住的房子——那段期间他有时一个星期就写下七十多页自传。我想看看还剩下什幺,是否有他住过的痕迹,当年他往窗外望可能看到什幺。我想揣摩,在美国準备参战,而在密密麻麻的商人深色浅顶软呢男帽之间,出现愈来愈多卡其色军帽和圆白水兵帽,从宏伟的旧宾夕法尼亚车站搭火车北行的感受。

从该车站北行,车窗外是林立的银色、灰色摩天大楼,但出了曼哈顿市区,景观陡变,只见起伏的绿色大地和河边一捆捆的石头。这样的火车之行褚威格坐过几趟?在维也纳,景观的转变没那幺突然,疏疏落落的园圃为维也纳市妆点了自然之色,而有着古葡萄园的维也纳森林(Wienerwald),为维也纳的三个边贴上浪漫的风景。褚威格老是惦记着要以他的巨笔张扬个人的最高价值,而当火车驶过辛辛监狱的高墙,他看到周边环置探照灯的岗楼之后不久,抵达目的地车站时,刚刚见到的高墙和岗楼,又将带给他多大的冲击?

我从火车站走上长长的上坡路,经过质朴无华的教堂和破旧的商场,穿过棒球场,来到拉玛波路。拉玛波路是一条连接两条大马路的街道的残段,那条街道则位在一小型住宅区里,褚威格于该住宅区建成后不久搬进那里,然而他所住的房子比它周边的房子还要老。他写《昨日的世界》时所住的房子,原位于果园里或屠宰场里,但我去时,房子早已连根拔起,套上鍊子,拖到更上面数公尺的地方。房子位于坡度极大的一块地上,那块地到处长着新栽种的植物、矮灌木、一棵鲜红的日本枫。只有前门与私人车道之间一棵粗干老栎树,像是一九四一年那个夏天就存在的东西。它的根穿破不平的地面,虬结如一堆蛇。

数根白色木质圆柱支撑房子正门上的小拱,木柱上的漆已开始剥落,但通往前门的步道已然不存,前门也被封死。我绕到房子侧边,隔着一面布满灰尘的窗子往里瞧,看到幽暗的房间里,一盏绿、仿造第凡内玻璃灯下方,有株逐渐枯萎的吊兰和白色篓子里已褪色的塑胶三色菫。侧门旁有个金色告示牌,上面写着「小心住户」。侧门之外门的玻璃上,贴了一张贴花纸,纸上以华丽的花体字写道:「过了此点……小心恶龙。」
我敲了敲门,久久无人回应,死了心正要走开时,突然有人解开内门门闩,内门往里打开,一名粗壮的女人现身眼前。她头小而圆,脸色苍白,戴着大大的塑胶眼镜,赭色头髮稀疏鬈曲,髮根已白,宽鬆T恤上印了鲜红的字DEVILS(魔鬼)。
她投来狐疑的眼光,未动手打开外门的锁。我报上姓名,问她知不知道曾有个名叫斯特凡.褚威格的欧洲名作家住过她的房子。她打断我的话,说:「知道!我真的知道。十年前,有个写书的女人来过这里,告诉我同样的事。那女人希望我让她入屋。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个男人写书时坐在哪里。不知道他是坐在楼上或楼下或门廊里或地下室。谁会知道?我不知道他从书稿上抬起头时望向哪个窗户外面,不清楚他从他正工作的地方能看到什幺,不知道他吃什幺、不知道他穿什幺。不管他坐在哪里,他的椅子不在这里。他的书桌不见了。我没有他的笔,没有他的打字机。就连前门外的草坪都不一样了,因为根据原来的地界线,我得雇人修剪树木,结果那地界线是错的,那些树并非我的。我写了封信给市政府,说『你们乱搞,然后要我负责,但我有原始地契的副本能证明……』。」

她继续说了一阵子。我点头,再点头,目光飘移到她后围墙外面一排高大且枝叶繁茂的老树。褚威格拍下那张坐在藤椅里的照片时,那排树的影子说不定就已落在草地上。

离开英格兰前不久,褚威格写了篇感人的文章,文中他猜测英格兰人面对世界大战时所表现出的镇静,与他们的礼仪教养或英国教育制度的关係,不如其与英格兰全民爱种花莳草的癖性来得大。他写道,最深层的因素乃是「与自然时时的结合。这一结合,在无形之中,将大自然本身的某些镇静自若特质,直接传给每个人」。可怜的褚威格,在自身热情消失之际竟思索起英格兰人不可思议的冷静个性。

突然,屋主不再谈她的法律困扰,转而述说那人登门探问褚威格的事却失望而归后,她自己去了图书馆,以了解这位不速之客研究的那位作家。

我原本把这场偶遇视为褚威格在美国受冷落的另一明证,但事实表明这样的论断下得太快。「那你找到什幺?」我问。

「嗯,斯特凡.褚威格住在欧洲时,你觉得谁正好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

我摇摇头。

「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屋油漆工。哇,我真希望那时褚威格先生把他从梯子上打下来!」

我祖父是个医生,救人无数,包括一位纳粹党要员。那人得知盖世太保已把他和他的家人列入隔天要集中运走的名单,偷偷向我祖父通风报信。于是,我父亲在一九三八年离开了希特勒所掌控的维也纳。靠非犹太人的帮忙,他们一家人躲了起来,几天后,克服万难,搭上前往瑞士的火车。如今,我的父亲——每有新电子产品问世就想入手把玩的超级电子产品迷——一想到当初就因为还没有电脑,他一家人才得以在边界免于被捕,就止不住轻笑,露出有点茫然的表情。当时乘客出境得衣服受检,以防带走钱财和贵重物品,如果负责检查的纳粹党员手上的花名册里已有他们一家人的名字,他们绝对走不掉。

一家人先是来到苏黎世,因为养不起我父亲和他的兄弟,我祖父母在那里将他们两兄弟送到阿尔卑斯山山麓丘陵上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孤儿院生活留给我父亲的最鲜明记忆,乃是半夜被叫下,从孤儿院走下叫人提心吊胆的陡斜小径,到最近的村子替爱喝酒的修女头头买白酒。某次摔了一大跤之后,他们兄弟俩就此逃走,回到苏黎世我祖父母身边。这时他们的瑞士就快到期,瑞士当局準备一到期就把这一家人遣返,恰在此时,我祖父联络上一名观光旅游期间病倒而被我祖父治好病的美国人。那人未忘记我祖父,同意为这家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重要的书面担保。那时,若要取得美国,必须有这样的书面保证。若没有这位不知名的德州人好意出手帮忙,这家概难逃送进集中营的命运。逃亡之路并非就此一路顺遂。不仅钱被偷,还遗失了一组身分和车票,但他们依旧想办法从苏黎世逃到热那亚,在热那亚,透过祕密安排(包括普罗契尼克家族某义大利分支的友人替他们先藏了钱),他们订到往纽约的雷克斯号(SS Rex)船票。

一如二次大战其他难民——其实应该说一如所有战争难民——的遭遇,这是个充斥着「要不是当初怎样」、「差一点」、「在最后关头」之类惊叹语的故事。但由于这个故事有较好的结局,这些回忆往往以逃亡者安然抵达避风港——上天预设的应许之地——作结。就我家族的情况来说,故事大体如此落幕:「但在屡屡死里逃生后,结果你瞧,靠着神他们逃到了美国。最初日子过得很苦,住在纽约市供多户分租的经济公寓里,最后他们还是克服万难来到波士顿。在那里,你们的祖父得以重披医袍,把他的儿子送进波士顿拉丁学校和哈佛就读。故事结束。」

我花了颇久时间才理解家族惊心动魄的逃亡过程中,有多少东西就此失去不可复得。如果欧洲的犹太人只有三分之一捱过希特勒的毒害,真的逃过一劫的犹太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还能完整保有他们原来的身分和人性。褚威格的逃亡人生之所以吸引我,原因之一正在于它,一如在由活人扮演的静态场景(tableau vivant)里所见的,呈现了其他逃离凶残国家者所共有之逃难经历的数个典型阶段。他的故事特别发人深省,因为它点出者重获时并未解决的自身困境。
靠福利救济过了几年后,我那已然年老的祖父的确把英文学得够好,得以通过医学考试,拿到行医执照在美国重操旧业,但他在美国行医的收入始终只够我祖父母糊口。而比家境的没落远教人难过的,乃是他们两人关係的改变,儘管那改变有一部分得归因于生活的困苦。

我祖母有个表姊妹,我们都叫她爱丽丝(Alice)阿姨。她也逃离维也纳,成为曼哈顿很成功的精神科医生,更贴切地说,是很吓人的精神科医生。其他人一生循规蹈矩,她则有一堆不寻常的个人故事。她信誓旦旦表示,她曾受雇于墨索里尼的某个子女数年,帮忙拟定欧洲犹太人的迁置计画,迁置地点可能是乌干达。她说古巴期间,她和海明威及其党徒在古巴厮混,还说海明威很想上她的,但她不愿透露是否让他如愿。古巴的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快垮台时,他开车载她到机场,逼她搭上离开这座岛的最后一班飞机。她最得意的宣称,是她丈夫被关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后,她靠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缠功,让集中营守卫同意释放她丈夫。事后不久,她与他,几年后又嫁给他。我在博蒙特剧院(Beaumont Theater)的大厅见过他一眼。那时爱丽丝带我去那个剧院看《威尼斯商人》的日场演出。他衣着有点破烂,下巴宽大,在大厅里缩着身子。她走过他身旁,一语不发,但我们快步走过时,她却把手往后一伸,亲暱的轻按他一下,动作让人费解。数年后,她才透露我们所冷落的那个男子的身分,眼里闪出危险的愉快神情;那时他们又已仳离。

我祖父母住在维也纳美景宫庭园(Belvedere Gardens)附近的一间大公寓时,爱丽丝阿姨就和他们很熟。她常搭他们的深色欧普奥林匹亚(Opel Olympia)车一起去参加文化活动。她在我祖父母家用餐,祖父母到租来的阿尔卑斯山别墅过暑假时,她也去那里找他们。爱丽丝阿姨一讲起我父亲,嘴唇上就漾起慈爱、有点自命不凡的微笑。她总会说,「可怜的马丁,小时候那幺受冷落。」然后她总会叹口气,说:「大家总认为父母不和,对小孩有很恶劣的影响。相信我,其实那比起父母感情太好对小孩成长的阻碍,根本算不得什幺。马丁小时候,你的祖父母非常恩爱,致使马丁如同弃儿。」

我父亲肯定有机会评量父母关係好坏的差异。因为在美国时,我祖父母二十几年的深厚感情土崩瓦解。他们常打架,而且打得很厉害。我青春期的某天,父亲闷闷不乐地看着愚蠢的电视节目时突然开口说,「总有人抱怨说:『真是糟糕,一家人如今围着餐桌看电视,完全不讲话。』唉,我告诉你,坐在我的餐桌旁聊天可不是什幺好事。我父母打架打得很凶!」他一只手移向他的额头。「要是我们那时有台电视机就好了!」那一刻,我认识到祖父母失和打架带来的伤害。

祖父母争吵的缘由形形色色,而且都在意料之中。没钱的问题始终存在。可能一度有婚外情。但他们婚姻失和的真正原因,乃是异国的生活使他们的社交圈突然彻底失衡。我们通常从者与外界的关係改变,从而使日常生活作息变得陌生且困难重重的角度,去思考者的困境。但脱离在故乡时所形成的家人关係,也可能同样让人难受。有时,一如在我祖父母的例子里所见,主从关係颠倒。我祖母弹得一手漂亮的古典音乐,且喜欢接连不断的社交活动,因而在维也纳时,比起我行医的祖父,在社交圈里更有魅力、人缘更好。我祖母原是受丈夫深爱且活泼乐观的医师娘,有一大票常往来的健谈朋友和满档的预定行程;逃难后,却只能和两个年幼的小孩窝在怎幺看都不顺眼的家里:在年近四十时遭到双重流放。在这同时,我的祖父,虽然比她大十岁,因为亟需工作养家,得尽快学会英语,不得不到外面闯蕩,从而重建起表面看来颇活跃的社交生活(主从关係的转换往往与我祖父母的情况相反;典型的奥地利、德国家庭主妇为家事忙得喘不过气。有位难民论道,「独独在这里,许多欧洲女人才看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而有许多欧洲女人感受到典型的『美式无比快活』」)。

有时,本来的主从关係未反转,反倒得到强化,而事实表明这样的改变同样让人无所适从。我相信,斯特凡与萝特的关係,就有如此的变化。他们被放逐到巴西辽阔的陌生国土上一座山中小镇,发现愈来愈难以进入两人婚姻生活以外的世界。萝特写给她住在英格兰的弟弟曼佛烈德(Manfred)和她弟媳汉娜(Hanna)的信,一再重提她无力化解褚威格绝望心情的无奈。就在褚威格夫妇永远离开纽约前不久,萝特向某友人说,除了要他不管到天涯海角都要带她一起走之外,她无法再为斯特凡做什幺事,措词中透着忧愁,像极了圣经中路得(Ruth)所说的话。

由于丢下那幺多东西,局外人很容易就以为经验就是抛弃原来的身分。但这些故事不只是谈原拥有物的失去,因为随着者在新的世界四处迁徙,他们把过去生活的氛围,跟着散播到自己周遭,就像振翅拍打下纷飞的粉末——就褚威格的例子来说,就是指德奥合併前维也纳的光彩和,即黑亮光彩。我祖母摄于一九二○年代的一张照片,与褚威格一九四一年在奥辛宁所摄的神情沮丧照,正好构成有趣对比。她晋升为大人时,正值褚威格声名如日中天,奥地利处于其最后的文化昌盛时期。照片中的她,身穿暗沉低腰线直身裙子,腰部别着一枚漂亮的胚珠状金质饰针,头上潇洒地歪戴着钟形帽;双手放在臀部附近,手指头朝下;左腿叠在右腿上,足踝高高悬起,神气十足。一大圈珍珠项鍊垂挂在她白衬衫上。她对着世界露齿而笑,露出活泼自信的神情。看到她天不怕地不怕、充满朝气的微笑,让我想起她走进维吉尼亚州北部我成长的郊区世界时,她所给人特别庞然伟岸的印象——她给我和我的手足又大又湿的拥吻、她的尽情大笑、她公寓里播放的交响乐——在蓝色泳池里来回快速游动时她大大的琥珀色眼睛、嘴唇和胸脯,她给糖果的慷慨大方,和她对她眼中较低劣之人那种直肠子的拒斥。在费尔法克斯(Faix)市,她似乎如同某种犹太格列佛(Gulliver)。从她的意态举止里,我接收到自己要向更大的外面世界瞧的挑战。她所散发出的追求文化启蒙的热情,乃是许多与她同样环境出身者所共有,而那热情激发我的想像力。

马克斯.布罗德走进褚威格在维也纳的单身出租公寓时,感受到与此大同小异的兴奋。当时他是个年轻小伙子,刚离开布拉格这座小城,看过无数外文书。他进入公寓时,褚威格奉上一杯闪着点点金光的利口酒,让他觉得自己在享受「最颓废的都市高雅风情」。其他人则指出褚威格后浑身继续散发出的吸引力。去过褚威格在伦敦哈兰街(Hallam Street)所租的「漂亮房间」者,描述了在那里所度过让人流连忘返的晚上。诚如与褚威格相熟的某位维也纳人所写道,「一连数个小时,诸位作家逐个朗读各自的作品,怀着敬意聆听他人朗读。」对某些难民来说,这样的情景正是早期「中间阶段生活」的缩影。在那阶段,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陷入矛盾之境,「既要装出高贵的样子,又要过着放蕩不羁的文化人生活」,既是流落他乡之人,又是古怪的本地人。在这期间,褚威格常在伦敦街头游走,找出前辈(如马克思、列宁、)的纪念牌匾,以感觉自己仍是那个熟悉的全球性菁英族群之一;也让自己相信皮卡迪利圆环(Piccadilly Circus)周边绚烂的灯光是世界的中心。

我父亲家族的社会地位,不同于褚威格家族。穆提(Mutti)的父母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维也纳。欧帕(Opah)的父母来自利沃夫(L'viv)。他们不久之前都还是东欧犹太人(Ostjuden)。但褚威格嘲笑支配他父母那一辈人行为的阶级意识,那种自认高人一等的阶级意识,且模仿他小时候大人总是怎幺告诫他和他兄弟,这样的人是「上等」人,其他人不是「上等」人。「把每个朋友的出身背景都往回检查到祖宗八代,以查明那朋友是否出身『好』家庭,他的所有亲戚和他的身家,都在检查之列,」他忆道。但他冷冷指出,五十年前或顶多一百年前,这些犹太家庭都来自同一个「隔都」(ghetto,犹太人区)。

但随着年纪渐长,褚威格变得较能容忍这种把戏,因为他渐渐相信这幺做的意义,主要不在于争取纯正的身分,而在于那表明了犹太跻身「知识世界更高文化境界」的更大努力——每种社经範畴的犹太人其实都适用于这样的解读。他渐渐领悟到所谓的「好」家庭,终极来讲,就是摆脱狭窄、丢脸的隔都生活所加诸他们的狭隘看法,能採用「不同文化和甚至普世文化」。从这个角度看,我的祖父母远渡重洋,来到他们父母卑微的村落世界观所远远想像不到的地方,他们的作为正具有代表性。我祖母度假照片中散发出的自信得来不易。怎幺也教人难以相信,短短几年光景那一表情就会从她脸上抹除。褚威格指出,「遁入知性领域」所带给犹太人的后果,竟和他们过去受缚于物质追求所带来的后果一样惨,而那只是「犹太人命运的诸多永恆弔诡」里的又一个弔诡罢了。褚威格怀疑,当初谁能预见纳粹会禁止犹太人从事所谓的「知性行业」,例如医学和法律?犹太人对知投注如此多心血,结果怎会和犹太人先前专注于经商一样,激起如此大的民怨?

随着开始阅读褚威格的着作和研究他的生平,我发现他的生平事蹟使我对祖父母有更深切的认识。因此,即使在多年之后,我仍不愿离开这一研究专题。如果他们注定得老死于生活,或许,从对这位複杂人物其流浪生活的描绘中,我至少能约略呈现漫长过程的主要成分——探明在欧洲展开的序幕,和到了美洲后不断演变的特性。在美洲,俗丽新奇的事物与经过粉饰的记忆,都使难民无所适从。但老实说,我也喜欢纯粹因为这些维也纳幽魂谜一般的人生遭遇,而流连于他们身边,即使我终于了解这城市在光彩绚丽之间还孕育了多少黑暗亦然。

二十世纪初期维也纳奔放的创造力,常被人说成某种美梦。在欧洲文明即将寿终正寝的一刻,一场文化盛景迸现于维也纳,然后原始的野蛮残酷出现,扼杀了那场文艺复兴。但精神奔放的世界和握紧拳头的杀戮世界之间,仍有模糊的部分重叠之处。褚威格的生平事蹟表明,那里并非善恶泾渭分明,而是善恶双方致命交织相扣。维也纳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努力对付的问题和努力完成的抱负里,有许多问题和抱负正助长他们死对头的狂暴。一如希特勒的行动计画,以拿破仑式的泛欧洲主义挂帅——主张透过征服来实现该计画,以及透过一民族主义文化的独霸宰制来保住成果——褚威格的计画受到人文主义模式的泛欧洲主义梦想启发,主张透过和平的、跨国的理解来实现,由学者、艺术家组成的菁英团体来作主。在这场关于欧洲命运、且最终造成生灵涂炭的大争辩中,双方阵营的人都在使人变钝变蠢的同一个教育制度里受教育,都受到同一个兼具性压抑与侵略性军国主义性质的精神左右。他们经历过同一场让信念蕩然无存的战争,无奈忍受那场战争所带来久久不散的民生凋敝恶果。那些振奋人心的维也纳文化人与他们的死对头,同样关注欧洲的前途,同样认为需要来场深入的精神翻新;双方在这方面的契合之处,其实比我们现今所以为的还要多。

褚威格本人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魅力,甚至曾短暂认可那魅力。德国一九三○年九月的大选结果,纳粹党的得票从两年前的不到百万票,猛增为超过六百万票。而在这次大选之后,他把纳粹的得胜归咎于该国老派主义者的古板不知变通,称这结果是「年轻人对『高阶』之迟钝与犹豫不决现象,所发出的或许不明智、但基本上正当且值得嘉许的反抗」。比褚威格年轻二十五岁的克劳斯.曼不得不提醒他,「年轻人做的事和思考的事,并非每件都天生是对且前景看好。如果德国年轻人现在转为激进,我们不该特别问问他们为了什幺而反叛吗?」

褚威格和其法西斯主义对手,在欧洲危机所代表的意义和如何处理该危机的看法南辕北辙,但他们可以说有不少共同的历史,而且有时甚至在如何推进人类文明上有一样的看法。因此,褚威格走上之路时,他已开始全盘质疑欧洲的某种进步观、生产力观。褚威格在自传里写道,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岁月,实现了种种科技成就和社会成就,但「在我们西方这个小小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未大幅失去其生活之乐和其无忧无虑的存在」。人们年轻时所认识的奥地利,「如此放纵、尽情于追求快活,如此虔诚的信任其帝国主子,信任使他们过上如此舒适生活的神」。如今,这样的奥地利已从人的脑海里彻底消失。但他和他的同辈所如此狂热支持的性艺术运动之所以问世,正是为了这个恪守传统、滑稽的、讲究阶层体制的安稳世界。

褚威格生平事蹟的核心处,存在一个谜:路径在哪里分岔,创造的冲动与消灭的冲动在哪里分道扬镳?如果能在维也纳市标出十字路口,我会把那标定在席勒广场(Schillerplatz),即维也纳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前的小公园。希特勒曾申请就读该学院习画,可惜未如愿,如今该学院仍民众参观其收藏的欧洲出色艺术品。这座公园中央立着一尊「使徒」诗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雕像。钻研犹太神祕主义的学者盖修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曾在提及席勒时写道,「与佛里德里希.席勒的知性邂逅,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比与经验主义德国人的邂逅来得真切。」褚威格引用了席勒的一段文字,作为其研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之专题着作的卷首引语。那段文字谈「之力的神祕运作」如何在「热情被强烈激起时(变得)显着且惊人」。褚威格就从席勒的诗作中吸取到,只在梦中才能实现,一如深刻的美只在歌曲中绽放的心得,且以这一心得作为他道德哲学的基础。

席勒雕像的底座上,有个青铜质圆雕饰,上头刻了一张因害怕而睁大眼睛、肌肉扭曲的大脸。那是寓示悲剧的。但如果往这脸孔周围狂乱纠结的头髮里仔细瞧,会发现里面藏了一个大笑的萨梯:寓示喜剧的脸孔。悲剧和喜剧在这件雕塑作品里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块,正点出维也纳真正的两难困境。喜剧脸微张着眼睛,比悲剧脸小了许多,且被悲剧脸的长髮半掩住。悲剧脸看来完全发狂。褚威格不可思议的故事——褚威格本身即是不可思议的者——与那个极度令人不安且充满弔诡的头像,予人何其一致的感受。如果能更用心细看他谜般的人生,会看到什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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